SMU-ZJU DBA企业家学者博士 & 全球领创者2025国际课程

一、中东腾讯云参访

6月13日上午同学们参访了腾讯云中东公司。SMU-ZJU DBA 企业家学者项目6班的胡丹同学，也是腾讯云中东公司负责人，结合他自己中东15年内的亲身经历，给同学们作了一场《中国科技企业全球化的得与失—以中东为例》的精彩分享。胡丹同学首先从中东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出发，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东各国的不同的发展历程，发展状况并剖析了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差异。接着胡丹同学结合自己在中国科技企业拓荒中东市场的十余年的工作经验，结合自己在华为、阿里、腾讯的每一段经历中的得与失，给同学们介绍了中国企业在中东战略落地的关键要素，真正地传授中国企业在中东战略落地真经。最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胡丹同学向在座的同学们介绍了如果想到中东投资，在终端产品、科技应用及基础设施等不同领域未来有哪些机会可以把握，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应该怎么布局中东市场。当然胡丹同学也指出，企业家学者的同学们，自己的企业国际化过程，一定要想好自己出海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并且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尊重规律，尊重当地的文化，不断学习提高认知、破除信息茧房，在经营和组织上先打好基础，国际化的过程必定需要经历长期的发展历程。胡丹同学2个小时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听得意犹未尽，纷纷结合自己企业发展情况提出了各自问题与之交流。一上午“干货”满满的分享，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到企业的国际化的定位，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实践，大家收获颇丰。

二、迪拜DMCC自贸区参访

6月13日下午，DBA同学们来到迪拜DMCC自贸区，DMCC代表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出海中东“为什么选择迪拜”的理由，从迪拜在阿拉伯世界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政府的推动、良好的营商环境、人才竞争的优势、经济的增速等各方面介绍了迪拜的优势。其次他介绍了迪拜在金融保险、批发和贸易零售、运输和储存、房地产、数字经济及制造业等各行业近年的发展状况。就中国企业在阿联酋的发展，重点介绍了DMCC就中国企业在迪拜及阿联酋落地的诸多优惠政策，自贸区从公司代理注册、办公租赁、员工签证、人才引进、税收优惠等各方面一站式的服务，尤其强调了阿联酋政府在2031年人工智能AI领域全球发展领先的战略规划，也希望引进中国有竞争力的AI及数字化领域具有科技领先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迪拜及阿联酋政府在过去短短的四十多年时间在这个沙漠之城快速崛起背后的原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东阿联酋的发展不仅仅依靠石油资源，其实他们时时居安思危，在不毛之地的沙漠里快速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力，真的不是人傻钱多，要有领导力的智慧更要有拥抱未来拥抱科技发展的决心和勇气。同学们也就DMCC的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和代表作了充分沟通和交流。

三、国际律师事务所Gateley参访

最后一站，同学们和英资国际律师事务所Gateley中东代表处的合伙人和律师作了交流。Gateley中东代表处律师分别从中东的法律法规政策、外国公司的在中东注册的法律组织形式、公司治理、劳动用工法律关系等各个角度介绍了一家外国公司在中东落地法律层面的法规政策和落地流程。

在迪拜一天的商务参访行程满满，从以腾讯云为例的高科技企业在中东发展的实战案例分享到DMCC自贸区政府招商引资政策推介到国际律所在法律层面落地中东的介绍，这一次的商务参访，得益于浙大和SMU老师精心组织策划的这次博士&全球领创者国际课程，同学们在参访中不仅拓展了国际视野，也学到了干活满满的知识。我们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中国优秀的企业到中东这片热土来投资创业。

一、剑桥及牛津篇

我隐隐觉得这里可能是我前世来过的地方。那么熟悉的味道。剑桥与伦敦机场的脏旧是两回事。剑桥的风都带着哲学与数学的味道。理性、优雅、自由。剑桥的夜，温润而性感，知识而野性。剑桥的清晨却是安静的，有一种回到童年乡村时代的骨子里的安静。阳光缓缓抚过小镇，大家慢慢醒来，开始一天的学业与工作。

今天的主题还是企业出海。说实话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商学院讨论这个话是估计已经超过十年了。剑桥的尹老师的姓是一个古姓。当年老子出函谷，紫气浩荡九万里，守关的老头的名字就叫尹喜。我当时提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是不是一种好的文化，在出海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自已的优势？还是我们这种文化并不适合出海，或是在出海过程中需要融合其它文化才行。老师的回答是确定的，中华文化之独一无二，尤其会在未来。本质上，今天的课题是昨日在迪拜时，吴同学讨论课题之延续。尹老师的讲的实质上是一种出海的道，而同学们更关注在术这个层面，因此多少是有一些纬度上的差距。我的反思是，搞学术研究与商业实践还是一些差别。前者讲求愿景高远，目标格局开阔，能尽可能地拓展思维与情怀的边界。而商业实践更在于实践，实践就必需考虑性价比，考虑成本，这是一个企业经营者面临的现实问题。

其实让人感动的是下午剑桥Nick Chrimes教授讲述的关于剑桥有关的故事（我买了他的书，是英文版的）。他一边走，一边讲述每一座建筑当中包含的历史与文化。他与建筑对话，并讲造型、结构与哲学与历史结合，每一个细节与动作都充分展示一个有学问的老人对剑桥的深沉而难以割舍的情感。你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的七十岁的老师。难怪剑桥能延生那么多诺奖的得主，大学在人类科学历史上的举足轻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无法揣测的。整个下午，程强院长和我们一起同行。我发现有大学问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宽广能容，他们深刻谦逊。真是要谢谢你啊，老爷子，也许象你说的这样，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给讲解了。但我们还是相逢了，在剑桥的建筑历史中，在两个国家教育与文化的史观中，我们注定一见如故。

剑桥的清晨，空气如同回到童年时代的山村。那种散发着活力因子的清松与芬芳让人心醉神怡。五点钟在街道、草坪、与小镇的呼吸之间，安静如从现在穿越到未来，人类已经移居火星，而世界依然美丽。醒来的鸽子、草地、曙光、路牌与红绿灯，一座座痕迹斑驳的建筑在清晨溢漫着书卷气。我想牛津大抵也是如此的。

高桌晚宴在郊外的一座古堡举行，美的不行。大家在这一个时点上，才算是有一些破冰与融合。事实上，这次旅行增进了同学的了解与友情，从一开始的拘束与谨言，到畅叙人生，向真正意义上的道友进了一步，这才是游学更大的意义。我们跳出时空，在另外一个环境中审视自我。我一直说老师是指路明灯，是精神导游。那么同学就是结伴而行的道友，是有可能成为同道中人的彼此机缘。

二、伦敦篇

终于到伦敦了。我们将在政经学院与帝国理工有三天的学习。在政经学院听邓教授的课程。我们转换了视角来看中国。一方面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在明代，我们曾经很强大，中华文华并不是一种不好的文化，并不是一种不能全球化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对未来要保持警惕，因为如果世界似乎不再那么需要我们，全球化可能将要结束，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风险。未来三十年会怎么样呢？做为最近五十年中国运气最好的人群，我们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相信自己的国家，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波动，都能拨乱反正，归于正道。这种信任将是无条件的。

在帝国理工对面的晚宴上，我分享了“我的四种关系”，这是我临时想到的，又似乎是想了很久的内容，我再梳理一下，写在本文中。三十年前，当我座着摇晃的三轮电车，到乡村中学报到认教。那天晚上，有夏夜漫天的星空，照亮着迈步田野的我，我当时就清晰的感知：“我”是抱残守缺的生物，人生之旅应当是一个逐步修补或被修补的过程。而学习是修补自我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持续学习的过程，逐渐的修复、完善、觉醒自我。哪怕到了五十岁，依然保持中年公子天下游的心境。在商学院，有四种关系构建了我们学习的过程，让我们迈上新纬度：

其一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乡村教师的时候，我肯定没有想过在泰晤士河的美丽光影中，有机会向各位师友学习。不久前，我们听教授讲述中华文明的辉煌与浩然，欧洲崛起的艰难与偶然，这让我更加自信与怯魅。我们在迪拜的海边听我的一位中国同学讲述他们团队的创业：如何打造成为中东最大的社交平台。全球化本质上也是去中心化，让每一颗热血澎拜，渴望远方的心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数据节点。口罩之后，世界似乎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世界，世界已经是web3的世界，世界可能还是那个世界。变量在变，各种因子在变，但我们追求真相的心从来没有改变。

其二是，我们与老师的关系。

我们借求学之路，修补身心。老师是医生，教授们是长者。他们可能无法点石成金，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解药。在我们探索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如那个乡村夏夜里的星光，照亮我们的前方。他们有时候是那个X，有时候是那个Y，先感谢各位老师。

其三是，我们与同学的关系。

相逢即是命运之安排。同路即可能成为道友。同道而行，是生命中重要的关系。虽然成功的经验无法复制，但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自已最正能量的一部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行之友，可以酒慰之。同学关系可以深刻，可以浅薄，但一定是真实的。

其四是，自己与自己关系。

最难相处之人为自己。本就抱残守缺之身心，在一路风尘之中，必饱受煎熬，功名利益之心，欲达高峰的野望，让我们难得放松与开心。这么多年，我自已的体会是唯有和同学在校时，可放开身心，心无硅碍，将自已放低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尽可能少一些面具，多一些真实。持续学习，在一个极其正能量的环境中，自已与那个自已将更加融合，身心也就变得完整起来。正所谓：定而能生静，静而能生慧。而我们也将持续地发现新的自我，突破认知的茧房。

欧洲之行，如在昨日。本文陆陆续续，滴滴溚溚，不算匆匆而就，实是我心之所想。师友均是学问高、才华高、气运高、财富高的四高人士，是我学习的标本与楷模。即使掼蛋之技还需磨炼，识人之能依然要靠强记。但江湖虽远，同学之情谊已结。人生虽如逆旅，却总有一种声音与力量在呼应我们一路前行！

我非常荣幸参加了SMU-ZJU DBA的阿联酋+英国的出海访学活动，本次游学由程强院长和陈霞老师带队，行程紧凑、内容丰富、收益良多，从迪拜胡同学的腾讯公司、DMCC自贸区，到英国的剑桥、牛津和伦敦政经学院知名学府，还参观了伦敦交易所、百年车企阿斯顿马丁和宝马MINI工厂。这次访学主题明确，就是帮我们企业找“出海”的新机会，能感觉到SMU为我们这次访学的路线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规划，花费了很多心思！

我从事汽车零部件制造已经20多年，平时非常关注国内外汽车行业，刚好这次访学包含两家知名的汽车公司，所以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点心得：

2019年，我有幸参观了德国宝马汽车的制造总部。现代化的自动化流水线、整洁有序的车间、高效的供应链，都让我印象深刻、叹为观止。在那次行程之前，我也走访过奇瑞、吉利、长城等国内汽车工厂，差距确实非常明显。当时我们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汽车制造要多少年才能赶上德国和日本？普遍的共识是，十年都算是最保守的估计了。然而， 就在接下来的短短五、六年里，中国抓住了新能源这个风口，汽车产业实现了飞速发展——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达到了美国的两倍之多；更在2024年，汽车出口量一举超越日本，登上了全球第一的位置。

这次有幸参观英国牛津的宝马MINI全球生产总部，有几点感触很深：第一， 这里的工厂生产水平，和我2019年看到的相比变化不大。这两年国内车企的生产现代化水平，追平他们可以说绰绰有余。第二， 工厂接待人员介绍公司和产品时，他们的重点和国内同行差别很大——他们仍然在强调品控质量、环保安全这些理念，而国内现在的主打方向，已经是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科技舒适等前沿功能了。第三， 我们国内的工厂基本都以生产新能源车为主了，但这家牛津工厂依然全部生产传统燃油车。打听后才知道，MINI的新能源车型目前只在中国沈阳生产。

这次访学聚焦“产业出海”，汽车产业出海更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拥有技术领先、供应链优势和显著成本优势的前提下，我们的汽车出海之路是否会一帆风顺呢？

听了剑桥大学嘉治学院尹一丁教授《新格局下中国企业出海战略》的课，我们觉得可能未必。除了地缘政治、文化融合这些显性挑战，更关键的是我们出海企业家的格局——能否赢得当地市场的信任、消除排斥、实现共赢？这让我想起牛津大学数学系、英国皇家学会院士Marcus du Sautoy教授（著名数学家、科普作家和演说家）的分享：世界上很多事可以用科学理论解释，正如我们车企的成本、技术和供应链优势是确定的；但他同时引用了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的混沌理论——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发东南亚的飓风。世界充满相互关联的变量，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是的，尹教授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 我们许多车企确实存在企业家格局、文化自信和共赢思想的短板。例如：压榨供应商，账期长达180天甚至270天；

凭借甲方地位硬性压价，导致供应商无力投入研发；同行恶性压价竞争... 结果是什么？中国所有车企的总利润，竟不到丰田一家公司的一半！ 没有利润，如何持续服务好客户？汽车是耐用品，后续保养服务至关重要。

有多少车企的经营目标还停留在眼前利益、维持股价和资本运作？又有多少真正践行了GSE（全球-社会-环境）战略？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我们出海征途上的 “灰犀牛”。

最后，用程强院长在晚宴上那句既精炼又极具高度的话收尾：“中国企业出海，一个政策、一头灰犀牛就可能被打趴下。要成功，需要所有同行人一起坚持、努力托举！”

在伦敦清爽的夏日里，我们开启了本次英国段企业参访的第一站——位于牛津郡的阿斯顿·马丁Heritage Trust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从品牌创始初期的手工赛车，到近现代科技融合下的经典车型，每一台车仿佛都在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

讲解员是一位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的绅士，语气中透着对阿斯顿·马丁无尽的热爱。他讲述了品牌创始人如何以赛车之名开启造车梦想，也不避讳讲述这家公司如何数次在经济寒冬中挣扎求生。我们了解到，这家博物馆由一个非盈利信托管理，没有高门票收入和商业化运营支持，却以极高的品质保存和展示品牌历史。这种“为爱发电”的坚守，让人肃然起敬。在中国企业界，大家常常追问“品牌如何做大”，却鲜有人思考“品牌如何长久”。阿斯顿·马丁给出的答案是：真正的品牌力，来源于对初心的执着守护，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以及背后那群“愿意一辈子为它付出”的人。

制造的另一种答案：宝马Mini牛津工厂的柔性智慧

离开阿斯顿·马丁，我们转往宝马Mini位于牛津的全球工厂。十年前我曾到访德国的宝马总部工厂，当时被满目自动化机械臂、整齐划一的产线与一尘不染的车间深深震撼。而今天，再度踏入Mini工厂，看到的已不仅是机械的精准，而是“柔性制造”下人与系统的协同演化。

一位几乎在Mini工作了一辈子的向导与我们解释，在生产Mini这类高度定制化的车型时，并非所有流程都适合用全自动或AGV等工具替代人工。有些上料动作，考虑到复杂性与经济性，保留人工反而效率更高。Mini的每条产线以6人或20人小组为单位，实行多工种轮换。员工不仅要能操作，还要能诊断、应对故障，通常1到2分钟内就能完成一次报错响应。工厂强调的不是“让人消失”，而是“让人更值钱”。

走在产线之间，感受到现场秩序井然，安全警示清晰，员工面貌专注且积极，背后是一套成熟的培训与管理体系在支撑——例如德国学徒制在英国本地的延伸落地；例如对ESH的高标准执行；例如在用工灵活性与员工满意度之间实现的平衡。

对比国内，不难发现中国汽车产业在硬件层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突破，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在许多新建工厂已成标配。某些环节甚至已经优于传统欧洲工厂。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硬件领先的背后，软件层面的管理细节、制度韧性与人文关怀，仍是我们中国制造需要长期修炼的课题。

全球化制造的再定义：从输出到共建

更进一步地思考，这场中英制造的对照，也折射出一个更大的趋势——当制造业从“效率导向”走向“适应性导向”，未来的竞争不再是谁拥有更多机器人，而是谁更善于把技术、组织与人的能力融合为动态系统。智能制造、“黑灯工厂”已非遥不可及，而如何构建人与技术共生的生态，是我们这一代制造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作为一家处于转型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我们也在思考如何从传统制造走向模块化、系统化与智能化，如何在保障质量与成本的同时，实现柔性应变与人才成长。这趟英伦之旅，不仅让我重新审视了“制造”这个词的内涵，也让我对“组织”的理解有了新的层次：组织的核心不只是结构与流程，更是价值观的沉淀与文化的传承。

未来，中国汽车产业“出海”已成必然，而真正的全球化之路，不是“把中国工厂搬到欧洲”，而是“在欧洲建立能被理解与尊重的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联结合适的对象，在差异中找到协同，才是实现共赢的关键。

感谢SMU与浙大的企业家学者博士&全球领创者国际课程。这不仅是一次参访，更是一面镜子，映照了我们走过的路，也启发我们走向何方。

在剑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的古老回廊里，阳光透过彩绘玻璃洒在石阶上，我突然意识到：科技产业园区的运营，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连接”的艺术——连接学术与产业，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理性与感性。作为科技产业园区的运营者，这次SMU-ZJU企业家学者项目的游学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认知边界，更让我在理性思考之外，捕捉到许多细腻而深刻的灵感。 

一、剑桥式创新：在800年的土壤里播种未来

Eden Yin教授在课堂上，阐述着《数字科技时代中国企业出海路径及国际化战略》，解析了中国企业出海的“文化折扣”现象。他的研究让我意识到，国际化并非简单的市场复制，而是“文化翻译”的过程。同样的，产业园区的国际化，不仅需要数据支撑，更需要国际化思维——理解不同市场的隐性规则，甚至比显性政策更重要。  

傍晚，在剑桥小镇的800年文化漫步中，Nick Chrimes教授带我们深度走过牛顿、霍金曾驻足的地方。这座大学的故事让我感触颇深，也许“真正的创新，往往诞生于‘缓慢的沉淀’而非‘快速的迭代’，我们不能太过追求“速度”，而忽略了“深度”？尤其是当下，工信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出台，对于孵化器的要求便是如此，要鼓励企业用更从容的心态探索技术转化，鼓励孵化器用更加务实的沉淀孵化培育优质企业。  

二、牛津式认知：打破思维的“玻璃天花板”

在英国段第一站——位于牛津郡的阿斯顿·马丁Heritage Trust博物馆。我了解到品牌创始人以赛车之名开启的造车梦想，一台又一台车都充满个性与创意。Marcus du Sautoy教授在牛津新学院的数学教室里，他在《你不知道的盲区》中阐述“创新盲区”的形成机制。这让我不禁感慨，如果连未知的未知都无法定义，我们如何突破认知边界？作为产业园区的运营者，我们常常被行业惯性束缚，而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突破盲区之后的“跨领域碰撞”。  

在宝马MINI工厂的参访中，我看到工业4.0生产线“柔性制造”下人与系统的协同演化。这种“系统性思考”的流程化设计，是井然有序的秩序。作为科技产业园区，同样也要系统思考，把技术、人才、资本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割裂的模块。

三、伦敦式思考：在“去全球化”浪潮中寻找新坐标

伦敦政经学院的Kent G. Deng教授在课堂上剖析“去全球化”趋势下的技术民族主义。他的解答也让我意识到封闭的系统终将熵增，而开放的系统才能持续进化。不要因为害怕风险，停滞不前，而错失机遇。 

我们随后还去了伦敦证券交易所，学习了资本市场融中的企业出海方案，并在圆桌对话的交流中，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寻找未来发展的新坐标。

帝国理工的结业晚宴上，泰晤士河的波光与香槟杯的晶莹交相辉映。一位同学问我：“作为女性，你觉得科技产业运营最需要什么？”我想了想，回答：“既要有男性的逻辑，也要有女性的直觉；既要有企业家的果决，也要有学者的审慎。”

游学归来，再次回看这一路的收获。对于科技产业园区的未来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就是真正的园区生态不在于“更大更快”，而在于“更精准的连接”——连接学术与产业，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理性与感性。正是这样的“交响思维”，才能在严谨的数据与灵感的火花之间，找到最优雅的平衡点。

在牛津大学课程学习中，数学家Marcus du Sautoy教授给我们上了一堂哲学课，二者其实是相通性，数学是探索世界的工具，哲学是追求智慧的行为。Marcus引用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的一句话，将认知科学划分为“known knowns（已知的已知）”“known unknows（已知的未知）”“unknow unknows（未知的未知）”三类，这一新颖的解构方式，让我对人类的认知领域有了全新的理解与思考 。

“known knowns”代表着我们已经掌握且确信无疑的知识，它是我们认知大厦的基石。这让我联想到《道德经》中“知其白，守其黑”的智慧。“白”恰似那些已被我们认知、被理性之光照亮的领域，然而我们不能沉溺于这片光明之中，而忽视了广袤的“黑”——那些尚未被探索的未知世界。我们要在坚守已知的同时，保持对未知的敏锐感知，不被已知局限，勇于突破思维的藩篱。

“known unknows”意味着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存在着尚未了解的事物，这种对自身无知的清醒认知，是求知的动力源泉。正如《道德经》所言“知不知，上”，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是智慧的开端。在课程学习中，我愈发明白，正视知识盲区并非耻辱，而是追求真理的第一步。只有怀着这样谦逊的态度，才能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主动去填补这些未知的空白。 

而“unknow unknows”则是一片神秘莫测的混沌之地，充满了未知与可能性，它让我想到“道可道，非常道”。那些未被发现、未被命名的事物，或许就蕴含着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即“道”之所在。它们提醒着我们，人类的认知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何等渺小，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之心。 

这门课程让我深刻体会到，中西方哲学尽管起源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但在对认知的思考上却有着惊人的共通之处：都倡导保持对已知的谦逊，不骄不躁，不固步自封；都强调对未知的敬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探索。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中，我将铭记这份感悟，让认知永远在探索的路上，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边界，追寻真理的光芒。